根据湖南城头山遗址的已有专门烧制红烧土块的窑，特别是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红陶块的全面解剖式的科学研究分析证明，良渚文化时期的“火烧土坯”中心呈黑灰色者也完全可能像凌家滩的红陶块一样，应与泥坯中含有机材料和在内部形成还原气氛有关，没有烧透的坯体内应是土本身的颜色或是浅于表面的颜色，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是失火造成的，而是专门烧制的。如果是失火造成时，不可能达到在坯体里面形成还原黑心的温度。另外就是早在良渚文化之前，古人们已经知道专门加工烧制用于建筑目的的红烧土块或是红陶块，发展到良渚文化时期，没有理由不认为是专门烧制的砖。实际上，这也是非常容易判断的：如果每个单体的“火烧土坯”表面颜色一致或基本一致，毫无疑问就是专门烧制的；如果有的面上的颜色浅或未烧过，则有可能是失火造成的。这种黑灰心不完全是上文所说没有烧透的概念，而是在烧成时与升温速度有关。如果预热不充分，在接近烧成温度前升温过快，坯体表面过早烧结出现液相，堵塞了氧气进入坯体中心的通道(微孔），使坯体中心由于缺氧成为了还原状态，而形成了黑心。而且这种黑心处的强度应该与凌家滩的红陶块一样，比外部的强度高。这与我们现在焙烧内燃砖的道理完全一样，如果预热不充分，或升温过急，坯体表面过早烧结，则极易形成黑心。
为了证实上述判断的正确性，作者两次在电话上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牟永抗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硏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考古学会顾问）请教有关良渚文化遗址中“火烧土坯”的情况，交谈中牟研究员说：“的确，在良渚文化遗址的余杭莫角山、庙前发现有批量的、有一定形状的红烧土坯，以长方形为主，并是以直角或直角转向为特征的长方体，厚度上不规范。但火烧土坯个体之间没有连接。此形状肯定是在烧之前经过人工的摔打、捏练、揉搓等加工成型，另外坯体中还加有稻壳等，证明是专门人为的、有一定目的进行原料的制备和加工成型。个体块外部为砖红色，中间为黑灰色。但是还没有发现专门烧制的窑，所以还不能肯定是专门烧制的用于建筑物的块材。分析可能是用类似篝火的方式烧成。其年代在距今4500〜4800年之间。上海的福泉山遗址发现有坯”有以下几种：
(1)无掺和料的“红烧土坯”，质地坚硬，通体皆红色，形状不甚规则；
(2)掺和大量稻谷壳的“红烧土坯”（考古报告中也称 为坯料型红烧土坯），质地较疏松，但有的还原黑心也很硬，如图5中的16、17、18、19号样，该“红烧土坯”外红里 黑，形状相对规则，基本上为长方体，而且所占数量较多，如图 5 中的 1、2、3、16、17、18、19号样；
(3)极少量的“红烧土坯”上有植物杆痕迹，杆径约4〜5厘米，杆间距约2厘米，如图5中14、15号样；
(4)有的“红烧土坯”应视为“构件”，如图5中4、5、 6、7、8、9、10、11 号样；
(5)—些“红烧土坯”表面有厚0.1厘米的红衣，且表面平整、光滑，质地坚硬，如图5中12、13号样。
从所发现的“红烧土坯”的尺寸看，大小不等，如长度有60厘米的，有长宽厚为45厘米x 35厘米x 25厘米的。 可复原的红烧土坯面积最大有1平方米者（图5中20号样 品），目前其用途还不明了。
所发现的“红烧土坯”的形态可分为五种，分别为单平面体、双平面体、不规则形、多面体、一面呈凹弧状等类别。其中单平面体178块，占40%;双平面体139块，占32%;不规则形92块，占21%;多面体26块，占6%; —面呈凹弧状的6块，占1%。下表为废弃堆积中双平面体“红烧土坯”统计表。世界砖瓦网
废弃堆积中双平面体“红烧土坯”统计表（单位：厘米)
图5为庙前遗址中发现的各类“红烧土坯”的照片。
图5:庙前遗址中发现的各类“红烧土坯”的照片（图片1、2、3、 4、5、6、7、8和12、13、14、15、20、21来自良渚遗址群考古报告之
四一《庙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照片9、10、 11和16、17、18、19摄于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届前遗址工作站）
(The photos of various red-fired color adobes were found in Miaoqian site, which were namely the modern conceptual shape-or figure-fired bricks. According to archaeologists conjecturing, the “red-fired color adobes'' were made that straw, straw hull and clay was mixed and was beaten by manual work into the lumps which had similarly rectangle with at least two or more planes, and then they were set in kiln for firing. The fired adobes of about 5000 years are named '"China the firsl brick”by some people in the brick and tile industry. Photos from ancient brick and tile museum, Jinxi town, Kunshan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and Liangzhu cultural sites, Hangzhou city of Zhejiang province.)
通过实地考察，证实了在庙前遗址出土的“红烧土坯”中存在有两种情况的“黑心”。一是在上文中所推论的烧结 的还原“黑心”。这类“黑心”在烧制过程中肯定有了液相的出现，强度相对于外部红色层要高很多，如在图5中16、 17、18、19号样品中的“黑心”。这类“黑心”的形成，表 明了这些“红烧土坯”经历了较高温度的烧结，应是专门 烧制而成。另一种“黑心”却是在烧制过程中经历了较短 时间的高温，表面似已烧结，但内部则是刚达到着火点就停止了烧结过程，在坯体内部留下了大量未完全燃烧的含碳物质，并处于长期的含水状态下，因而出土脱水后显得较疏松。另外，从现存的“红烧土坯”样品看，部分表面红色层也由于长期处于含水状态下，出土脱水后也已开始脱落，有的仅剩下了中部的黑灰色还原区域上的块状。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形成烧结的还原“黑心”是经历了物理化学反应较强烈的烧结过程。
从庙前遗址、莫角山遗址和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发掘出土的“红烧土坯”分析，在良渚文化时期，烧结黏土建筑材料有烧制的“木骨泥墙”，有烧制的铺砌居住地面，同时也出现了现代形体概念上的烧结砖块材，如在莫角山和庙前遗址发掘出的规则长方形体的“红烧土块”（或在文中称之为“坯料型红烧土”）。图5中所示的这类块材，都是人为地将黏土和其他材料混合，并具有一定目的将其加工成为具有一定形状，而烧制成具有一定用途的建筑块材。而且，在图5中所列举的“红烧土块”均是在未断裂的表面上经火烧过，大多可见的是两个面、三个面或四个面上都经过了较均匀的高温焙烧，特别是图5中的9、10号样品，六 个面上除断裂的一面外，其余五个面上都经受了差不多均匀的高温焙烧。结合上述论证，充分说明不是因失火而烧成，而是专门烧制的，就是专门制作的建筑“砖”。而且也很少有可能在不同的遗址中都是因失火而留下了性质相差无几的、同样的遗物。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牟永抗研究员分析是用类似“篝火”的方式烧成不无道理。“篝火”也许就是现代概念上的围窑烧成。关于围窑，最早记载的文献可见明时宋应星著《天工开物》中的图例。也许围窑在五千年前就出现了。该烧结砖出现的时代与印度河流域出现的烧结砖几乎在同一时代，或许还要早。
上文中所说之“红烧土坯”、“火烧土坯”或是“坯料型红烧土”，其实质就是砖。何为砖？凡是将黏土加水经人工加工成型为块状（可简单地用手摔打或揉搓，或用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压制或挤出，可以是任意的形状），经干燥(露天自然干燥或是阴干、风干，或是机械化自动化的人工干 燥），再用火烧结（可是古代的任何窑炉，或是现代自动化隧道窑，燃料可是柴草、固体（煤)、气体（天然气、煤气）、液体油料，甚至于电），具有一定的强度和抗冻、抗水、抗酸碱、抗风化能力的，用于构筑物的块材都应该是砖或是砖的范畴。
通过上述分析和与牟永抗研究员的探讨，完全可以认定：在距今五千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时期，我国就已出现了有现代形体概念的烧结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