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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兹克建筑奖颁奖典礼媒体会现场，王澍回答记者的问题：
要相信我们的建筑在世界潮流中有独立价值，城市化不能以大量传统建筑消失为代价，也不能过度依仗经济力量，传统建筑不能只靠商业和旅游才能存活。我们在杭州做中山路改造，我说如果让我做就不能拆迁，最后我们让它重新焕发街区的气氛。
现在中国城市是建筑堆积的结果，是时候反思什么是城市，城市化是否是唯一出路，进入城市复兴的新阶段。
王澍回答有关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有50％的城市化率已经足够，主要人口仍在乡村，并表示自己的工作重点正在逐渐转移向乡村，他说，这中间有个价值观的问题，大家总认为城市比乡村好。我认为建筑师应当通过自己的工作改变人们意识里的城乡对立。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
对于如何看待外国建筑师设计了中国重要建筑的问题，王澍说，我认为现在开放的中国可以容纳多重文化线索并存，中国文化也应当更自信，能够容纳其他外来事物同时认清自身价值。并应该注意这不该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做社会主义该做的事，防止商业行为侵蚀破坏我们的生活。在以他的杭州街区改造为例后，他说，可能中国城市大的格局比较糟糕，但局部的解决仍有可能。
王澍说，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生在当下的17世纪的人，我和李渔对于文化的感受有相通之处。李渔对文化和细节的感受，能够去设计渔船上的花窗，画了很多很多草图，等等。
帕伦博勋爵说，我认为北京的选择，他们选择了这些获得过普利兹克奖的大师进行设计。我赞同王澍所说的开放地容纳并且取得平衡。我们现在的建筑正在寻求这种平衡。
普利兹克先生说：“我们认为王澍的建筑和他的哲学理念是合二为一的，我们也非常认可他的理念，所以才把2012年的奖项发给他。”
王澍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说：“建筑师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帮助人们跨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鸿沟。”
帕伦博勋爵说，我认为北京的选择，他们选择了这些获得过普利兹克奖的大师进行设计。我赞同王澍所说的开放地容纳并且取得平衡。我们现在的建筑正在寻求这种平衡。
王澍说，如果甲方提出强势要求，我肯定不做，我认为规模过大就会失去正确的尺度感，遇到大型项目，我就把大项目消解成尺度小的项目，甲方不同意我就不做。获奖对我生活的改变，我们工作室的工作方式不会变，这就是我的生活，但有一点改变是，我们以前一年做一个项目，现在决定翻一倍，一年做两个项目。
谈到获奖后会不会继续坚持自己“业余”的风格，王澍说：“我就是这样活着的，不会改变。但是因为大家的诚意，我以前每年做一个项目，现在我打算做两个。”
王澍说，我的项目有很多都在跟使用者交流引导，如果实在讨论不通，我们就重做，只有这一个办法，现在的建筑专业制度把建筑师和使用者分裂了。我认为这必须沟通。我在做宁波博物馆项目时，开了一个一万人参加的大会，向人们解释我的设计。
您获奖之后被推上风口浪尖，甚至被称为异类，您怎么看待这种评价？王澍：过去一直被当作异类我都习惯了。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异类太少了。应该有更多的异类出现才是正常的。
您一直在批判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欧美郊区化趋势，应该怎样去挽救？王澍：我们现在的城市并不能成其为城市只是一堆大房子的集合。现在应该是一个契机开始讨论城市复兴，讨论什么才是真正的城市。
王澍：建筑师应该通过自己的创作帮助人们跨越城乡之间难以弥合的鸿沟，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