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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三十而立，30年的时间往往是发展历程中一个思考何去何从的关键节点，更是一座总结经验以利再战的驿站。从198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至今，时光荏苒，已经过去了30个年头。纵观30年我国城市保护之路，我们是否已为历史文化名城保留住那份宁静与辉煌？
在改革开放这场空前而深刻的伟大变革中，以风云激荡的城市化为背景，中国城市发展取得了的辉煌成就有目共睹。同时，快速发展带来的城市特色的消弭及其城市文化危机也成为客观存在，城市保护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话题。
1982年，国务院公布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至今恰满30周年。30年间，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已增至118个，加上自2003年起我国开始对历史文化名镇和名村进行保护，一大批优秀的历史文化遗存得以有效保护。那么，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现状如何，今后的保护方向又应该是怎样的？今年6月~7月，由中国城科会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纪念历史文化名城保护30周年系列活动。其间，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城科会副秘书长、中国名城委副主任委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曹昌智。
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2012年，身处北京旧城整体保护范围之内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故居被拆毁。作为一代曾为保护历史建筑而奔走的大师，身后的寓所却被后辈们毫不留情地拆除。
2006年至2009年，南京老城南街区成片地被推倒改造，其中不乏隔三岔五的强拆、偷拆。29名专家学者上书呼吁：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批示，拆迁才得以停止。
2000年2月，北京美术馆后街22号院的命运引人关注，类似这样的明清四合院维系着城市文明的起承转合，但主事者并不认为这栋拥有私人产权的旧民居会比一间豪华厕所更有价值。
1999年11月11日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千年古城墙一夜之间惨遭摧毁，郑孝燮、罗哲文等专家称之为20世纪末恶劣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事件。之前，还有福州三坊七巷的建设性破坏、贵州遵义被拆事件。
1998年，北京平安大街工程拆迁。近日，一些原住地的老住户在跟物业多年的官司中发现了更大的“骗局”：当年不少房屋并不在平安大街拆迁范围内，却被同一拆迁许可证“搭车”非法拆迁。
中国文物保护界有这样的说法，即改革开放以来对旧城的破坏超过了以往100年。在古建筑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冲突中，牺牲的往往是前者。
历史文化名城
的内涵界定亟待明晰化
由于现行《文物保护法》中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规定很“原则”，国务院于2008年公布施行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进行统一管理，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以及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保护责任等进行详细规范。
“认知历史文化名城概念，不能浅尝辄止，而要深入其内涵。”据曹昌智调查发现，从1982年至今公布的118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很多城市的文化街区已经被破坏，“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就是相关法律表述的含混不清。我认为应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历史建筑单独立法。”他向记者介绍说，现行法律、法规、规范对历史建筑表述不一，概念含混。《文物保护法》仅有“代表性建筑”，没有明确历史建筑的法律地位，仅规定历史文化街区属于不可移动文物。但因历史文化街区的主体内容就是历史建筑，所以应当给予界定。事实上，由于经济的驱动，法律的空子已经给很多地方破坏历史街区提供了借口。久而久之，历史街区被架空，历史文化名城也会随之变了味（按规定：只有古建筑或文物保护单位的占地面积超过该地区面积的60%才能称之为历史街区，拥有两块面积超过1公顷的历史文化街区的城市才可称之为历史文化名城）。
曹昌智指出，依据概念构成法定要件，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分解为3个层次：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然而什么是历史文化街区，什么又是构成其主体的历史建筑？对这两个看似明确，实则含混不清的概念，至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技术规范没有给出统一答案，言及保存文物相当丰富，也未指明是保存数量，还是等级品位，或者兼而有之。“目前概念和内涵的缺失已经成为困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突出问题，导致近几年来聚讼迭起、风波不断。其中发生在北京的梁思成、林徽因旧居保拆之争，以及为南京老城南拆迁改造上书国务院总理就是两个典型的实例。因此，当务之急是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界定明晰化。”
